他们是房市“击鼓传花”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。在上海房市五年涨跌的新一轮投资热潮中，他们逢高入市，随后不得不承受房价暴跌带来的重大损失。最高者一月之间房子贬值50万元。

　　这是一起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官司。它涉及的总购房款达1亿元，一方是实力雄厚的开发商，一方是力量弱小的个人。当89个受争议的购房者于2005年12月自发联合提出集体退房诉讼时，质疑和悲观的论调从未远离，尽管他们同样得到了相当力度的舆论支持。

　　在2005年和2006年，无数人的眼睛紧盯向这起“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”。这或许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典型标本，所有人都盘算着高房价，而与高房价的斗争至今没有平息。

　　历年的“金九银十”未给房市带来预期的回暖，而在经历了十个月困难坚守后，在中央宏观调控和反腐重拳纵深推进的九月，退房者们最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。

　　10月10日下午1点13分，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1069号309室。50来岁的周大军拿着刚刚填好的文件，起身走到窗前。

　　窗外不到200米，便是即将与其“恩断义绝”的“水岸蓝桥”楼盘——项目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，地处上海西北城郊结合部，原来是一片菜地。2004年8月，“水岸蓝桥”开盘，均价只为六七千元/平方米，年底即涨至9000元/平方米；3个月后，房价飙升到最高点14500元/平方米；但仅隔一个月，房价就跌了20%，随后一路狂跌，现在均价只有约9700元/平方米，“似乎还有继续跌价的可能”。

　　房价从暴涨到骤跌，似乎仅是刹那之间，而对周大军来说，从不舍昼夜排队购房到集体退房，更像是幻梦一场。他站在窗前，甩了甩手上的纸，神情凝重地低声问，就结束了吧？他的妻子坐在旁边，正和林森说话，听到发问，于是抬头瞄了他一眼，抱怨道：“作孽啊。”

　　和自住客周大军一样，投资客林森只需花几分钟在几份文件上签上名字，便能结束长达10个月的退房官司，将同在“水岸蓝桥”的某处房产退还给开发商大华(集团)有限公司。大约15天后，他将拿到扣除部分费用之后的购房款。

　　一旁的杜跃平，喊了喊林森的名字。后者跑过来，笑着问：“杜律师，有事？”

　　每一个退房者签完文件后，都要到杜跃平处确认一下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刚刚过去的2006年9月，无疑是个令人鼓舞的9月。他们于去年12月提出的集体退房诉讼在这个月终于一审判决胜诉。从9月28日开始，退房手续就在这间房间里正式展开。

　　身为水岸蓝桥89名业主的代理律师，杜跃平——这位跃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也便随之进驻。5个工作日里，已经有六十几个人在解约文件上签好字。杜说，顺利的话，再过半个月，这个“上海集体退房第一案”就将落下帷幕。

　　已经签了字的周大军们，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临时组成的89人退房团——这批“击鼓传花”游戏中倒霉的最后接手者——也将各奔东西。

　　曾经的癫狂

　　周大军说，他还要买房。

　　这是一个退休双职工的家庭，惟一的孩子还在读书。身为当家人，周大军一直觉得自己和其他退房者不同。他需要一套房子，那是他梦想中的家，可是直到2004年12月，他才以9030元/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一套139.13平方米的商品房。

　　当时狂喜的心情一直历历在目。力排几千人而买回的金馍馍，坐落在14楼。签下合同的周大军想了想，还是有一些不满意。他胸前开过手术，那道30厘米长的刀疤至今隐隐作痛。他想把房子换到更低的楼层去，或者换一套电梯房回来。在房价飞涨的2004年底，这个愿望几乎是举手之劳——将还未到手的期房转手卖出去，赚一笔差价便可换一套更理想的房子。

　　周大军的换房计划一直进展顺利，却在2005年3月中下旬突然转了个弯，“一夜之间面目全非”。斯时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，房地产市场气氛凝重，而周围人羡慕的眼神也顿时变成了幸灾乐祸。一开始，周大军没想着去退房。他只想和开发商商量着办——换房，哪怕贴点钱也成。

　　开发商的态度一度暧昧，但2005年9月得知有人起诉后，态度就变了。他们说，换房没门，要么起诉，要么就乖乖住进去。为此，周大军闷坐在家中，琢磨这事。

　　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周大军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里，对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想退房么？”

　　这个打电话的人叫袁国锋，也是“水岸蓝桥”的业主。当时，水岸蓝桥第一期的业主资料被大华集团打包卖给了装潢公司，随后辗转到了袁国锋手中。袁国锋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决定退房，而买房时花的时间更短，只考虑了两天。

　　2005年的整个春节，袁国锋一直在关注上海房价。他看到谢国忠等专家在报上说上海房地产泡沫，但想了想就扔在了脑后。在他看来，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商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：上海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，这种政治支持的意义显而易见。

　　“那个时候真是一天涨一个新高，”袁国锋回忆，“好像大家都在买房，再不买就没了，买房还要排队！”

　　袁说，2005年2月29日，他赶到“水岸蓝桥”看房，在11号和3号之间犹豫不决。一天后再打电话过去，售楼小姐告诉他，11号房被别人买走了。袁国锋一听急了，“再不买真的买不到了”，立马以14000元/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3号楼的房子。

　　然而5天后，中央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“国八条”等措施就陆续出台，上海整体房价尚在峰顶迟疑摇摆之际，“水岸蓝桥”小区的价格已经迎风而落。4月底，袁国锋发现，“水岸蓝桥”中同等规格同等位置的住房，价格已降至1万元/平方米左右。3月份价值150万元的房子，此时只值100万元，缩水了三分之一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袁国锋一家原先居住的房屋本来已被划定为拆迁房，按货币化补偿方案，他可拿到50多万元的补偿款，这本是他家庭理财计划中购房资金的重要来源。房产市场日益萧肃，袁国锋原先的居住小区突然被通知“暂缓拆建”，计划中的补偿款遥遥无期。资金压力徒然增加，他苦着脸说：“每个月8000元的还贷，山一样地压过来。”

　　袁国锋找大华集团销售经理交涉过，对方一口拒绝了他退房的要求。那时袁国锋就意识到，自己力量太过薄弱，根本说服不了实力雄厚的开发商，只能寻找更多的伙伴。而那份辗转得来的资料，无疑帮了他一个大忙。

　　从谈判到退房

　　2005年5月，“水岸蓝桥”的业主论坛上，流传着一个新规定：“6月1日后，个人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，对外销售要全额征收营业税。”房价在跌，转手还得交税，有人开始喊出“退房”的口号。

　　通过电话和论坛认识的18个业主，第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9月中旬，在普陀区的一个茶馆。大家越说越投机，结果其中两人发现，原来他们买的是对门。

　　50多岁的庄均在上海南翔镇有自己的工厂，是少数可以与律师直接用法律术语沟通的业主。庄均原来觉得房地产与法律都是离自己很远的词语，短短几个月就转而精通，他说这是源于对自身的负责。

　　他退房的原因似乎很简单——24岁的儿子最终不打算回国了。这事发生在2005年5月，距离他在购房合同上签字不过三个月。但时间长短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当初买房的理由不存在了，而合同又赋予他退房的权利，那么他为什么不退？

　　聚集起来的业主表达了自己的愿望：要么补偿差价，要么退房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。此时，他们已然从媒体上获知，同处上海城郊结合部的几个楼盘已在降价——价格跌了15%的万里雅筑，从2005年6月开始，开发商指示销售人员给前一批业主逐一打电话，表示将直接补偿差价给业主；与万里雅筑斜面相对的达安春之声，让业主们在“补贴装修、赠送车库和补贴房价中三选一”；上海新湖房产公开声明，业主两年内享有无条件退房的选择权；新江湾城·上海梦想雍景苑的开发商甚至承诺，倘若2005年9月17日到2006年6月30日行情走低，已购房的业主可以按区域平均价格，拿到差价部分补偿，或要求锁定保价期间某一阶段价格为最低补偿价格，还可获得一定的特别补偿。

　　但这样的好事，没有让庄均他们轮上。

　　大华集团态度坚决。“其间，我们跑了无数次的售楼处，但效果渺茫。”袁国锋回忆道，很多次，他们奔波在售楼处与大华集团总部之间，楼上楼下，楼里楼外，可是，没人理会他们。一些人甚至没能接近开发经理的办公室，就被保安挡住了。

　　这一期间，退房的队伍逐渐壮大。到2005年11月初，退房团队增至30多人。历年来的“金九银十”这一次并未给房市带来预期中的回暖，大大小小的调控政策出台了20来个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中央开始“动真格”了。“都急了，眼看着2005年12月底的交房日期一天天逼近，可退房的事情却毫无进展。”袁国锋说。

　　因房价大跌急于寻找出路的人也多了起来。周馨云是温州人，用当地话来形容是“腰上挂满钥匙的人”。她来自炒房家族，哥哥操盘，自己挂名协助，兄妹俩从故乡出发，水银泻地般长驱直入，仅在“水岸蓝桥”就以“周馨云”的名义买下三套，价位在9000元-10000元/平方米之间。“没亏多少，但手头太紧了，只能弃卒保车。”

　　唐继祥的运气也不见得好。这个小建筑承包商很不幸被套牢了，更不幸的是，他的几项承包工程先后出了事。资金的压力让他每天睡不着觉。唐说，像他这样的人，“在整个退房团占40%”。

　　2005年11月16日，袁国锋和他的伙伴们第一次见到“水岸蓝桥”项目副总经理、大华集团二分公司副总经理黄森。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，这位开发商代表自始至终不言不语，甚至不愿意在袁国锋做的会议纪录上签字。

　　开发商的态度让人心寒。直到三天后的11月19日，对于不断上门的退房者，大华集团才扔出一句话：“退房不可能，除非打官司。”

　　调解已经无望。业主们绝望而愤怒的情绪先在电话中弥漫，随后在网络上扩散。本来很多业主并不是真正想退房，只想从退房纠纷中获得补偿，这样，因房价下跌的心理失衡才可以调整过来。可是，谈判之门被开发商关上了。

　　到四天后再一次碰面时，闻风而来的业主已经达51人。他们郑重在一份解约通知中签名，随后送达开发商、贷款银行和贷款担保公司手中，明确表示：“依据当初商品房预售合同补充条款约定和国家合同法，决定单方解除合同并请大华集团七日内通知具体洽谈事宜；在其退房要求在获得大华集团答复前，将于2005年11月起集体停止还贷。”同时，他们还推选出了5名业主代表，寻找合适的律师，随时准备打官司；并将碰头会的地点从茶馆改成在附近某所学校的教室里，“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，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”。

　　这年的12月2日，大华集团做出了回应。他们用词严厉地再次重申，“合同解除的权利或继续履行合同的权利在我公司，而不在您。”

　　12月上旬，业主聘请的律师杜跃平走马上任，并很快地将大华集团告上法庭。

　　几股分散的力量在杜跃平这里得以汇聚。“第一批提出诉讼的有83人，此后又加了7个人，分别立案，合并审理。”杜跃平说。但因为律师费用谈不拢，90名业主有过一次分流，8个东北投资客转到上海另一名律师胡钦福名下。